“当时他被吓了一跳，后来他见我穿的不是警服，又一身酒气，就让我拿证件，我没有证件，就把他踹倒了。”肖松道。
“你在实施抢劫行为时，手里有没有拿什么东西？”方轶问道。
“什么都没拿，当天晚上我跟几个朋友多喝了两杯，回家时天已经很晚了，路过公园旁的树林时，我知道里面有人搞交易，就是那种不道德的交易，就想进去吓唬吓唬他们，弄点钱。”肖松道。
“你在实施抢劫过程中，被害人是否有反抗的行为？”方轶问道。
“他用脚踢我，想跑，最后被我按在了地上。”肖松道。
“你后来是怎么被抓？”方轶问道。
“我在街上走，突然警察就把我抓了，后来我才知道是被害人报的警。”肖松道。
“审判长，辩护人问完了。”方轶道。
“下面进行举证质证，检察员、辩护人、上诉人是否有新的证据需要提交？”审判长问道。
“没有。”三方均道。
……
“法庭调查结束，现在进行法庭辩论。
在辩论前，法庭提请控、辩双方注意，辩论应主要围绕确定罪名、量刑及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。
先由上诉人肖松进行自行辩护。”审判长道。
“我在抢劫时只是口头宣称是派出所的，没有佩戴任何带有警察身份的标志，一审认定我冒充警察抢劫，属于认定错误……”肖松道。
“上诉人肖松的辩护人发言。”审判长道。
“辩护人认为，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，对于“冒充军警人员抢劫”的认定条件不应过于宽泛，而应以社会公众的一般认识为标准。
具体到本案，上诉人肖松只是口头称其是派出所的警察，被害人在被抢劫时便对其身份产生了怀疑，此后更是多次守候在案发地点附近抓获被告人。由此可见，被害人并不相信上诉人肖松是警察身份。
仅仅以口头声称自己的派出所的，一审法院便认定上诉人肖松存在“冒充军警人员抢劫”的情形，进而判处其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，明显罪责刑不相适应。
综上，辩护人认为，本案不应适用“冒充军警人员抢劫”的加重情节，应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量刑。完毕。”方轶道。
“现在由检察员发言。”审判长道。
“审判长，审判员，我们认为，对于“冒充军警人员抢劫”的认定应当从字面理解，只要具备下面的两个条件即可：
第一个条件是行为人实施了抢劫犯罪行为，第二个条件是在抢劫犯罪中有冒充军警人员的意思表示，而无论冒充行为是否足以使被害人或其他人相信其是军警。
具体到本案，上诉人肖松称自己是警察，并以暴力威胁手段抢劫被害人财物，其行为应属于《刑法》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“冒充军警人员抢劫”的加重情节，应在有期徒刑十年以上量刑。一审法院量刑适当，请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。”女检察员道。
“检察员可以回应辩护人的辩护意见。”审判长道。
“好的，针对辩护人的辩护，我们主要发表以下几个观点：首先针对“冒充军警人员抢劫”不应做限缩解释，应该按照字面意思进行解释才能最大程度的打击犯罪，保护人民的财产安全。
另外，上诉人肖松冒充警察抢劫的行为造成了警察形象和声誉的损害，理应从重处罚。完毕。”女检察员道。
“辩护人可以回应检察员的发言。”审判长道。
“根据检察员的意见和回应，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：
第一，从刑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，对一个法律条文中并列规定的几项内容，应进行同类解释。
根据《刑法》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，抢劫罪保护的是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公民人身权双重客体，客体受到侵害的程度越严重，行为人所应得到的惩罚也就越重。
上诉条款中规定的抢劫罪的八种加重处罚情节中，“抢劫致人重伤、死亡”和“抢劫数额巨大”直接体现出对客体侵害的严重程度，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危害性，必须依法严惩。
根据同类解释规则，其他六种加重处罚情节的社会危害性也应与其大体相当。但现实中，其他六种加重情节的字面含义过于宽泛，有些行为虽表面上符合情节加重犯的构成要件，但社会危害性确实不大，因此，辩护人认为有必要进行限制解释，缩小其含义。
例如，对“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”，司法解释就设置了两个要件：一是要求是正在运营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；二是要求针对旅客、司售、乘务人员实施抢劫。不能完全按照字面意思适用。
由此可见，“冒充军警人员抢劫”不能仅看字面意思，还要看其实质。具体到本案，上诉人肖松仅仅口头称自己是派出所的，与穿戴警用服装或出示警察证件让人误认为是警察的行为相比，其社会危害性小，与一般抢劫行为无异。
第二，从立法目的来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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