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丞撇了撇嘴：“又夸张！剁烂了还能看出来是谁？”
祝缨道：“究竟什么样子，去看了不就知道了？司法佐呢？”
福禄县是个上县，配有四名司法佐，以前虽然县令不到任，这些职位还是有人的。很快，四个司法佐就到了。祝缨道：“高闪，你带两个人去看一看。”
福禄县的习惯，司法佐正经不怎么管事儿，突然被点了名，高闪道：“是。”随手点了两个人，仵作都忘了带，快要出城了才想来还忘了有这么个人，又急派了个差役去把仵作给叫了一同去斜柳村。顺手又把报案的人给带上了，预备路上问问。
县令大人不好糊弄，高闪也不敢怠慢，搁往常，他能把这事儿给拖黄了。
但是现在，他不敢。
祝缨派了人去，自己就先不去了，不过由于发生了命案，也不太适合继续聚众说钱的事儿了。她宣布：“诸位都先回去想一想，有什么好的办法也可以讲。只有一条——本县的粮食还是得接着种！不成，这就是保命，成，也能保底。”
顾翁等人都说：“那是，不能忘了根本。”
祝缨道：“百姓如水，水流是不讲道理的，哪里有洼地就往哪里淌。一件事如果它能赚钱，为什么不干呢？但凡事有度。谁要毁田，我就毁他。”
众人悚然，低眉顺眼地说：“是。”
祝缨做了个“请”的手势，将这些乡绅客气地请出了县衙。
乡绅们有遗憾不能多种的、有思考如何打开销路的、又想如何编故事的，少有人想如果办不成会怎么样。一年多来，他们对祝缨越来越有信心。
心里有了底气也就有心情关心点别的事情了，过了一阵儿，他们闲了下来不免就想起来了——哎，那人命官司，怎么样了？
…………
这也不怪他们现在才想起来这事儿，人命关天，特殊情况除外。
福禄县里死人不算特别的稀罕，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命案如许多其他案件一般，当事人都不愿意报案。
报了也得有人肯管不是？管也得能明辨是非不是？
如果报了案，县衙敷衍，没完没了逮着报案人一天问八遍，就是不见他抓到嫌犯审一审，那还报个什么案？一回两回的，心也就冷了。
如果县衙插手了，最后还是胡乱结案，指个破烂乞丐说是凶手就算破案了，报案又有什么意思呢？一年二年的，人们也就不给自己添堵了。
县衙管了事儿，下到村里还得好酒好菜招待着，何苦给自己找事呢？
许多乡民会选择私了，又或者请教于族中长者、村中老人、住在深宅大院里的乡绅。而乡绅通常又是乡间一姓一族里有头有脸的人物。
祝缨头回下乡就只有鸡毛蒜皮，第二回 也没遇着特别的大案，也有这种惯性的原因。
今天居然有人报案，这就有点奇怪、值得抽空想一下了。
这些事祝缨都想到了，但她还得先按照程序走一遍，既显示县衙不会不管百姓，也显得她是个县令、是有些朝廷威严在身上的，有事儿她会安排该履行职责的人去做。以她的经验，本地“民风淳朴”，犯人犯案手法也比较不遮掩，司法佐查不出来她再去看，也不怕时间长了会遗失太多的线索。
她派出了高闪之后，就又招了司户佐来。上县的司户佐也是四人，祝缨到了之后就给补齐了，现在四个人到了，她就吩咐下面的事情了：“将县内石匠的名册统计出来，我有事要派给他们。”
司户佐们一齐答应了。
祝缨又说：“另招人来服今年的役。要去采石场做活计。”
“是。”
司户佐们并不质疑祝缨这个决定，也没人说“春耕刚结束，该爱惜民力”。他们只问了一句：“大人要用多少人呢？我们也好准备。”
祝缨道：“祁先生，你来跟他们讲。”
数目是祁泰给算出来的，按照“先县、后乡、最后村”的次序，凡人口超过二十户的村庄都要立识字碑。从全县征发相应的人手，再由县衙统一调度。否则二十户的村子让它自己立十几通石碑，村里自己去采石头、字还要刻得准确美观，村民第二天就能卷铺盖跑进山里投奔赵苏他舅舅了。
祁泰报了个数，祝缨道：“征发来的人今年就不再征别的役了。这一点要讲清，罢了，我出个告示吧。你们宣讲一下。”
司户佐们应了之后便出去忙碌了。
石匠在册的，通知一下开工的日期就行，粗活杂工则需要到乡村里去征调。
福禄县这种小地方的实际情况，与祝缨在朝廷的科条规定、律法上看到并不相同，这事儿她甚至有切身的体会。那就是乡下有许多人在户籍上是良民百姓，但是他们也会干各种其他的活计。
像祝缨虽然不是农夫，但是跳大神之外还会做些小饰品、能帮着祝大搭板棚房子、会修屋顶……等等。不少乡民于种田之外也会些石匠、木匠手艺的，但他们又都不在番匠的名册里。福禄县这个地方人口不多，在册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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