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赵国时，蔺相如招聘许多工匠，研究朱襄那记忆不怎么清楚的改进造纸术；入秦之后，秦王也大力支持纸张制造。
朱襄不太清楚纸张发展历史，但秦国既然已经用纸张代替竹简作为公文的主要载体，各地学宫也大量使用纸张做的书籍，此时的纸张制造技术应该是至少达到了魏晋后期，能普及的程度。
但这种程度要普及知识传播还是太难了。
就算到了现代，手工制造的礼品纸有了现代工具辅助，但价格也很昂贵，平常人不会用它书写。
何况古时。
油墨、毛笔等也皆是钱。古时所谓耕读世家，家中至少百亩田，再加上家中有可以让田地免赋税的功名读书人，才能供养家中世代儿子读书。
朱襄只能安慰嬴小政道：“至少比用竹简木牍时好。”
嬴小政道：“我知道。至少现在只要有点钱，就人人能当士人。”
嬴小政抱着手臂道：“我还记得幼时在邯郸时，那些人来找舅父辩论，都嘲笑舅父没有传家的经书，要借蔺翁和荀翁的书读。”
朱襄想了想，那时的记忆都模糊了。
他十分无奈。政儿这超群的记忆力，就是用在记仇上的吗？
扁鹊感叹：“是啊，若没有纸，家中得了几卷书，那是要传家传下去的。”
朱襄点头。可不是吗？
魏晋的世家门阀的荣誉起源，其实不是来自他们闭眼乱编的族谱，而是来自“诗书传家”。
东汉门阀就已经固化，固化基础就是汉朝官方认可的“五经十四家”。
所谓“五经十四家”，就是家中传有完整版本的“五经”书，对“五经”有最全版本注释版本的十四个家族。
后来这“十四个家族”几经变更，通过门人、故吏等扩张，在东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，垄断了东汉官场，袁家就是传承“五经十四家”的最重要家族。
“五经十四家”是正统儒学传家，地位最高。其他传承了“杂学”的家族的地位会稍稍次一些。
比如当时东汉未灭，想要挤入中央权贵群体的孙坚所在的孙氏，就是家中有孙武兵法残卷传世；现代社会吹上天的郭嘉所在颍川郭氏，家中原是以律令传家。
孙氏和郭氏都是挤不上东汉一等世家，需要拜在“五经十四家”门下，或者与其结盟，才能入朝为高官。
在东汉末期，你学“五经十四家”注释的经书，就要接受对方的“注释权”和“领导权”，比后世学阀更古板。
东汉做官，要么举孝廉，要么入那些大世家为故吏，而举孝廉的大部分渠道也把持在“五经十四家”手中。所以袁家权势遍天下，便是如此了。
有人把持学术和做官上升通道，便有人想要取而代之。
“五经十四家”因是汉朝官方文学，用隶书书写，称“今文经”，比如谷梁和公羊的《春秋》，齐、鲁、韩的《诗》等。
有一群读书人以“考古发现先贤埋在地下和墙中的真正典籍”为由，依托古人重新注释经书，推举《左传春秋》《毛诗》等与其抗争，因挖出来的竹简是用大小篆书书写，称“古文经”。
因顶尖官僚阶层挤不进去，他们便效仿先贤，在地方上开私学，大收门徒，将“古文经”学问下沉，与只肯传家导致思想僵硬的“今文经”相抗衡。
刘备的老师卢植，就是“古文经”一派重要人士。
“古文经”和“今文经”斗争白热化的时候，遇到黄巾起义，一波把汉朝统治基础摧毁。而后便成了军阀混战，便没人再提什么学术争斗。
但因为“古文经”广开私学，打破学术垄断，淡化师生故吏关系，所以在三国并立的时候，官吏人数是占优势的。
曹操当时广开天下求贤令，也有打破两汉时学阀垄断的念头。
只是他管不住下半身睡人婶婶，害死了精心培养的继承人曹昂，之后的继承人曹丕施政才华和储君地位都不如曹昂，妥协接受了九品中正制。
古文经和今文经的学术争斗统一了，但洗牌变成了另一种学阀，造就了更加尾大不掉的世家。
后世考古学界为了赚经费，重新掀起了古文经和今文经的争论。
有争论才有论文，大家都理解。这和政治没什么关系了，只和经费、职称有关。
朱襄这等和四书五经毫无关系的出差搭子耳濡目染，听了不少八卦。
嬴小政说起家传书卷典籍时，朱襄就想起这件事，将贯穿西汉末年到整个东汉的古今经文之争改头换面，以推测的口吻聊了一下，给嬴小政打了一个预防针。
嬴小政满脸嫌弃：“咦，家中藏了几卷破竹卷，就要声称拥有这些经书的解释权。别人与他解释不通就是错的，别人与他解释一致就是学他的。那这满朝读书做官的人，岂不都是他门下的人。国君要不要给他当啊？”
朱襄眨了眨眼，道：“怎么不可呢？”
嬴小政鼻子喷气：“我把他书焚了，人坑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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