火车的广播里传来一个很柔和的声音：“本次火车可能会延迟1个小时”1个小时！我抬起左手腕看了看，现在是5点半，1个小时后是六点半，出站大概要20来分钟，这样，见到王军民应该是在7点左右了。但是，在发给他短信之前，我却把20分钟的过道时间给忘了，不过后来我想我走快点也没什么，可以忽略不计。现在凭空又多出了1个小时，是怎么也来不及了。看来，只得让王军民在广场上站上1个来小时了。他是个怕冷的人，在初冬的清晨里一定会冻得来回跑。如果买杯车站旁经常卖的热奶来喝，也许会好点。可是即使有，王军民也舍不得买，他一直说没钱来着，一天就啃三个馒头。所以，不想被冻坏的话，就只有跑起来。他会先蹦几下，向上蹦，然后向左跑十来步，再回头，再跑，如此往复。他在学校里就经常这样干过。
“哧－－”火车叹了口气，颠簸了一下。我没料到它会突然给我来这么一下子，立马就从床上跌了下来。头磕在了桌角上，非常痛。挣扎着爬起来，左肩膀也传了阵痛，扯开衣服一看，那里乌青了。赶紧揉，揉了一阵，开始泛红，总算好点。
“换票啦！”乘务员走过来。
“不是还要1个小时才到吗？”我问。
“不是说可能嘛”他的眉头皱了起来，在当中挤出了一个川字。
“给！”我赶紧把那张卡片给他，换回了我原先的火车票。他没有再说什么，又走到前面去了。
乘务员走了约莫20来分钟，火车停了，广播里响起了音乐，是民族音乐，有二胡，有古筝，曲子很老，以前在学校里听上铺的老黑经常用笛子吹来着，但名字是什么一下子想不起来了。我没什么可收拾的，把外套穿上，拎起布包就可以走了。
下了车，清冷的空气迅速把我包围，先是脸上，接着是脖子，冷意一点点地窜进去。我埋着头，跟着前面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女人往前面走。她的脖子系了条蛋黄色的色巾，随着她肩膀的颤动而来回甩着。
走到过道中段，女人转向了左边的出租车道，我则转向了右边的公交车道。王军民跟我说过，如果他还没来，就让我在公交车站等他。
车站广场上空无一人，我绕过当中那个喷水池，再跨过一条铁链，到了公交站牌旁，那里只有一个乞丐睡在靠椅上，他用破旧的军大衣盖住了头，只余几缕纠结的头发露在外面。有辆公交车开过来，车门对我张了张，又开走了。
我拨了王军民的号码过去，那边按掉了，过了一会儿，发了条短信过来，是王军民的，他说他的手机没多少钱了，接长途会停机的。我问他到哪里了，他回了个地名，说他自己现在有急事，叫我先到那儿，晚些再来找我，还说中午一起吃饭。短信后面跟了一个姓名和一个手机号码，王军民说到那里了，可以找这个人。我问他到那里要坐几路车，他回了五个字：自己看站牌！
我仰着头从站牌最上面一路车看下来，到最下面一路都没有看到那个地名。我以为自己看错了，又上下看了一遍，结果还是没有找到。发短信再问王军民，王军民也没回短信，拨电话，那边停机了。我合上了手机，把它塞回了兜里，对着站牌前面那个大转盘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。
有辆出租车在我面前停下来，一个女人从拉下的窗口里探出头，问我去哪里，我说马地－－王军民告诉我的地名。女人的眼睛瞪大了，嘴巴也跟着张到最大限度，她拖长音说，那个地方啊，远着呢，要半个来小时才能到。我说你忽悠我吧，我去过的，才10几钟嘛。女人说，那不可能，我开过的，10几分钟到不了。我没接她的话，继续看站牌。没车的，你别看了，还是我带你过去吧，我不打表，少算你点，还不行嘛。女人提高了嗓门。我又问要多少钱，她说15块。我说10块。她说不行，油费都不够。她看了看后面，说公交车要过来了，你走不走，不走，我就开车了。我说好，就15块吧。
我把布包扔上了后座，然后钻了进去。车里很暖，还有一股香味。女人拉上了车窗，将车绕着转盘转了一圈，然后窜上了一条小一点的水泥路。她开得很快，车窗玻璃像是一个受了惊的孩子，激烈地抖动着。路上她没说一句话，只是不时转动着方向盘，拐进一条条小路。路上的树越来越矮，起先高大的法国梧桐变成了灰蒙蒙的冬青。老式的房子也越来越多。路况很不好，车子不停地颠簸着。女人点着了一支烟，抽了一口，烟雾飘向了我，是薄荷味的。薄荷味杀精，王军民曾经说过。
“就是这儿了。”车子在一根断了一截的电线杆旁停了下来，女人摇下车窗，把车里的烟雾放了出去。我下了车，掏出钱包，拣了三张五块递给她。她接过，塞到了自己兜里，然后慢慢倒着车，出了巷口。
我掏出手机拨了王军民给我的那个号码，那边响了两声，有人接了：“谁啊。”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没睡醒，还打着哈欠。我说你好，我是王军民的朋友陈笑，他让我找你的。她说你过来啦，我说我已经到马地了。她说，那你等着，我下来接你。我说好，我在那根断了的电线杆下面等你。那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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